印尼社会的动荡与骚乱，本质是多元利益主体在政治、经济与社会维度上的矛盾交织，涉及现有政权、旧势力、反对派、精英阶层及普通民众等多个角色，其背后是权力再分配、经济利益调整与意识形态冲突的综合结果。

一、现有政权：普拉博沃政府的政策争议与权力基础

普拉博沃政府的经济政策是骚乱的重要导火索。其核心主张“8% GDP增长+财政紧缩”虽符合父亲苏米特罗（印尼著名经济学家）的实用主义路线，但财政紧缩措施（如削减公共开支）与高企的腐败问题，加剧了普通民众（尤其是大学生、教师）的不满。例如，政府推出的“全国孕妇与高中前学生免费午餐”政策，虽出发点是改善民生，但因财政压力下调金额（从15000印尼盾降至约7元人民币），且未覆盖大学生，引发教师群体（要求增加校车与工资）与学生群体的反对。此外，国会议员每月5000万印尼盾（约2万元人民币）的住房津贴（远超雅加达最低工资2000元人民币）与网约摩托车司机阿凡库尼亚万抗议中被碾压致死的事件，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，将经济问题转化为对政府的直接抗议。

二、旧势力：佐科网络的遗留矛盾与利益冲突

佐科执政期间的政策与人际关系，仍是骚乱的潜在因素。其一，佐科与副手普拉博沃的分歧：佐科破坏了部分民主规范（如选举中的争议），且让儿子进入普拉博沃政府，引发支持者的不满；其二，佐科的“世俗化”立场与精英阶层的冲突：佐科的世俗政策虽符合国家主流，但未能满足部分宗教群体的诉求（如2019年“钟万学亵渎《古兰经》”事件的遗留影响）；其三，佐科的“警察基本盘”：警察是佐科的核心支持力量，而普拉博沃试图扩大军队的作用（如推动军队参与政治），引发警察群体的警惕。这些矛盾使得佐科的网络（包括支持者、警察、部分精英）成为骚乱中的反对力量。

三、反对派：多元势力的联合与利益诉求

反对派（包括Megawati领导的PDI-P、Anies等）利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，试图削弱普拉博沃的权力。其一，PDI-P的群众基础：PDI-P的支持者主要是城市下层人民（如工人、贫民），这是普拉博沃政府刻意忽视的群体（其政策更偏向农民与大企业）；其二，宗教与世俗的冲突：反对派利用宗教议题（如2019年的排华骚乱），将经济问题与宗教情绪绑定，动员宗教群体参与抗议；其三，精英阶层的分歧：印尼有500个左右的“大家族”，这些家族在经济与政治上有巨大影响力，部分家族不满普拉博沃的政策（如财政紧缩导致其利益受损），通过反对派表达诉求。反对派的联合，使得骚乱更具组织性与规模性。

四、精英阶层：权力再分配的幕后博弈

精英阶层是骚乱的幕后关键力量，他们通过挑起群众运动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。印尼历史上，精英阶层善于利用“第三方”或“多方矛盾”（如1965年苏哈托利用930事件清除异己，1998年大家族利用学生运动推翻苏哈托），浑水摸鱼。当前骚乱中，精英阶层可能通过支持反对派、煽动群众情绪，削弱普拉博沃的权力，同时调整自身的经济利益分配（如要求更多财政支出用于民生，而非紧缩）。这种“假托群众之手”的策略，符合印尼精英“独立且狡猾”的传统——他们既不投靠外部势力，也不直接冲突，而是通过幕后操作实现权力再分配。

五、普通民众：经济压力下的情绪宣泄

普通民众（尤其是大学生、教师、低收入群体）是骚乱的直接参与者，其不满源于经济下行与分配不公。其一，经济下行压力：普拉博沃政府的经济增速（5%左右）低于预期（8%），加上高利率（过去6%+的利率），导致失业率上升、收入下降；其二，分配不公：腐败问题严重（如免费午餐政策的资金挪用）、贫富差距扩大（精英阶层享受更多政策红利，而普通民众未受益）；其三，情绪积累：佐科时期的“民主进步”（如钟万学的当选）与当前的“政策倒退”（如财政紧缩）形成对比，引发民众的失望与愤怒。这些情绪在骚乱中转化为对政府、反对派或特定群体的攻击，成为骚乱的“燃料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