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空经济最缺的一块拼图
日期：2025-09-29 20:04:09 / 人气：28
没有“红包雨”时刻，产业将“未老先衰”
2015年的除夕，亿万台播放春晚的电视机前，人们举起手机，瞄准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扫描，红包雨瞬间下到了全国，短短几个小时，数亿次扫码完成。1990年代，二维码被丰田旗下电装公司（Denso Wave）的工程师原昌宏（Masahiro Hara）发明出来时，其目标不过是满足丰田追溯汽车零部件的需求。二维码灵感来源于围棋。棋盘有19×19=361个交叉点。每个点有黑、白、空三种状态：理论上的可能局面数是3的361次方，约10的172次方。这个数字远大于已知宇宙中的原子总数（约10的80次方）。即使是超级计算机，也无法通过穷举法破解围棋。开局第一手，有361种可能。第二手，360种可能。每一手都将棋局导向不同的方向。棋局千变万化，能储存大量信息——成为“黑白格”二维码的灵感来源。
但这种效率远胜条形码的工厂零部件追溯工具，始终滞留在了制造业仓库和广告角落。直到2015年春晚。2011年微信推出“扫一扫”，加快二维码的普及率，为暴雨的发生提供了必要条件。随着支付宝推出扫码支付功能——2015春晚红包雨狂欢后，二维码迅速嵌入中国庞大多元的商业生态：支付与清算体系、电商与外卖网络、出行与社交应用、金融与数据后台。困于车间工厂的一个个黑白方格，终成一代商业基础设施。2025年，中国手机二维码市场规模预计突破1000亿元。
创新固然伟大，但它无法单独改变世界——如果无法在短期内证明其具备巨大商业潜力，一切围绕它的热潮都可能退去，导致产业“未老先衰”。今天的eVTOL（electric Vertical Take-off and Landing，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）是继新能源汽车、大飞机后的又一个超级终端。说其万众瞩目，毫不为过。资本端融资活跃。2024年我国eVTOL单一赛道融资额已达89.7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310%。根据IT桔子相关统计数据，截至2025年8月，我国低空经济领域投融资金额达115.94亿元人民币。政策端支持力度大。“低空经济”2024年就进入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七大新兴行业。其未来，于C端，会像汽车进入家庭、手机进入口袋那样，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与生活版图。于B端，是又一个超级平台，带动多个产业的技术创新并重塑产业生态。
但要达到这个未来，eVTOL就必须融入一个完整生态。四块拼图缺一不可：基建、制造、标准、商业闭环。现在“入场券”陆续有了，下一步要关注的就是赚钱问题。结果问题来了。第四块拼图（商业闭环）进展十分缓慢。“红包雨”时刻遥遥无期。《星船知造》看来，“拿了证”和“赚了钱”之间，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。这意味着，当前的低空经济繁荣，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与资本预期驱动的，而非真实的市场需求。产业急需从“为拿证而飞”转向“为赚钱而飞”。如果无法在短期内证明其经济性，资本热潮就终将退去，导致产业“未老先衰”。
下文《星船知造》围绕eVTOL商业闭环讨论两个问题：放眼全球：欧美“起了大早赶不上集”；中国发展快，但商业落地同样没找到爆发点。聚焦中国：我国各地的差异化探索，是产业爆发的宝贵土壤。京津冀、长三角、川渝、大湾区四地商业打法为何如此不同？这种差异会把产业链带向何方？中国eVTOL的“红包雨时刻”不会自然到来，它需要被主动设计和创造。
全球难题
美欧低空经济的困境已经表明，资本对于需要长期培育且前景不确定的“硬科技”产业，其耐心和风险承受力是有限的。在大家都没找到合适商业模式的前提下，中国低空经济的优势是强大的产业组织能力。通过强有力的顶层设计和跨区域协调，快速统一标准、整合资源——创造初始市场。
自1903年莱特兄弟飞行以来，西方航空工业不断在战争与工业化先发优势中演进：二战的喷气机，到冷战的登月计划与垂直起降实验（XV-3），一整套飞行器设计与监管体系早有沉淀。eVTOL是一个新兴终端，但它的产业链与传统飞机高度相似：上游涵盖材料、电池、电机等核心部件，中游包括总体设计、制造与试飞，以及适航取证环节；下游则是运营体系、基础设施与空管规则的建设。虽然eVTOL要用全新的电机与机体设计来替代传统航发，也面对比民航更复杂的低空空域……但百年航空航天的产业积累让欧美具备一定先发优势。
在动力与电机环节，全球的研发思路大体两条：要么靠“多电机冗余”，要么靠“单机冗余”。前者是把十几台小电机挂在机翼上，就算坏几台也能撑住；后者则是让每一台电机内部自带两套系统，就算一半失效也能继续飞行。从军机到干线客机，欧洲几十年来始终在单机冗余上下功夫：双发飞机必须能单发飞行；航电系统常见三余度甚至四余度备份；电源系统也要双通道互为保障。这样的理念，已经写进了FAA和EASA的适航规范。所以，当他们进入eVTOL赛道时，这种思维被天然嫁接到了电推进上。如美国空中出租车大厂Joby 的电机都采用双绕组冗余设计，确保即便单机失效，飞行器也能继续飞行。再加上欧美在高功率密度电机的磁材料、控制逻辑等方面颇有积累，使他们能做到单机功率密度接近25 kW/kg——普通eVTOL电机的五倍水准。
结构材料也是连接大飞机与eVTOL的共通环节。机体每减掉1公斤，就能为航程和载荷腾出空间——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成为绕不过去的核心。复合材料本身又可细分：机翼和承力梁用的高强度碳纤维、连接部位需要兼顾刚度与损伤容限的多向铺层等等。欧美在这些环节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积累：波音787与空客A350把碳纤维机翼的占比做到50%以上，并把自动铺丝、非高压釜成型、无损检测等工艺固化为全球标准。对eVTOL制造商而言，这些工艺几乎可以直接复制，让他们在强度、重量与一致性之间找到平衡。
这些都是西方百年航空工业延伸出的优势。也因此，早在十年前，空客就抛出了“CityAirbus（城市空中出租）”的概念，德国的Volocopter也一度被奉为“欧洲样板”，法国、英国、西班牙都曾高调布局，欧盟层面还立了一个“U-Space”（欧洲无人航行交通管理系统）框架，要做低空空域的统一管理。听上去相当完备——巨头坐镇、几十年民航积累的供应链体系抢占全球标准制定话语权；前端还有Joby这样的新贵获资本力挺，靠高功率密度电机与冗余设计率先跑通FAA的认证流程；飞行器总体设计等欧美也有一定先发优势。
但现实是美欧的天空里并没有跑出真正的空中出租：企业一家接一家融资烧光、产品停摆。2024年底，德国两家飞行汽车公司Volocopter和Lilium相继宣布破产，截至2025年中，U-Space也仍未真正落地。美国低空经济全村的希望，空中出租车公司Joby在2025年完成了首次跨公共机场试飞。但Joby在纳斯达克讲故事，其实年营收只有1.5万美元，缺口98.7%。且全靠政府合同。
十年，可以建起一张高铁网，可以让新能源汽车年销破千万，黄花菜凉透了都能再种一茬。美欧起了大早，还没赶上集。原因就在于——融资在天上飞，市场在地上追。一方面，美欧产业空心化，eVTOL商业落地所需要的硬件相对低成本量产无法实现。比如，部分复合材料难以支撑低成本量产；电池更受制于原材料和产业多项短板。eVTOL用的不是普通“车规电池”，而是更高门槛的“航空级电池”——在能量密度、热安全、冗余与一致性上都更严苛；当下全球主流仍是锂离子技术，工程端普遍在250 Wh/kg 的区间徘徊，向300～400 Wh/kg 爬坡。
对欧美来说，这几乎是盘古开天辟地式的难题——连生产普通的车载电池都捉襟见肘。眼下，锂电芯与关键材料的产能和成本优势都在亚洲：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，中国一国就生产了世界约三分之二的电芯。欧洲和美国本土产能仍要靠进口补缺。材料细分上，公开统计显示正极活性材料87%在中国生产；负极活性材料超过97%也在中国。这意味着，从上游矿冶到中游材料的关键环节，美欧缺少一体化的量产链条。专利侧看，固态电池关键技术的全球专利中，中国申请占比约36.7%，研发储备同样集中在亚洲。
当然，产业缺口可依赖大量进口补齐。另一个更大原因在于：场景缺乏市场刚需支撑。欧洲更受制于市场分散、空域难统一，即便是2024年巴黎奥运这样的“绝佳窗口”，Volocopter 空中出租车的试运行计划也遭到市议会几乎一致反对，被批为“无用、高污染的噱头”，最终折戟。不缺钱、有点技术，但没有足够的应用场景，越跑不起来越没钱，越没钱越跑不起来，市场和技术无法形成正循环。
中国优势与困境
我国的情况是——产业协同能力强。比如电池，上游锂、镍、钴等原料的精炼与中游正极、负极、电解液的制造环节，中国已经形成全球最完整、规模最大的电池产业链：正极活性材料八成以上在中国生产，负极活性材料更是超过九成，整体产能、成本控制和迭代速度均远超欧美。这意味着，从矿冶到成品电芯，中国具备快速转向“航空级”需求的基础。
当然，对eVTOL而言，航空电池的门槛远高于车规电池：不仅要追求能量密度，还要在热安全、冗余一致性、循环寿命上满足适航要求。得益于产业链的完整度，中国厂商能够在现有车规电池的量产经验之上，加快工程化验证。当前主流航空锂电池能量密度约为250Wh/kg，eVTOL等飞行器一般需达到400Wh/kg以上才能满足商业化需求。宁德时代与峰飞合作开发凝聚态电池。宁德时代、亿纬锂能等企业也在公开展示中推出能量密度突破300 Wh/kg的电池，目标直指吨级eVTOL的商用化需求。
复合材料方面，机体每减 1kg，都在给航程与载荷让路，轻量化复合材料是各方角逐的战场。碳纤维国产化率已超过六成，T800、T1000 等高性能碳纤维是波音 787、空客 A350 机翼的专用料，如今在中国已进入量产。——中复神鹰千吨级T800生产线投产，标志着高端碳纤维国产化取得实质性突破；国产T1000级碳纤维也已实现千吨级量产，迈入大规模供应阶段。价格上，中复神鹰等厂商的T800单价约100美元/kg，比日本东丽、三菱的同类产品便宜三分之一以上。
适航与研发也走在全球前列。长三角与大湾区脱颖而出，进入“从样机试飞迈向批量取证”的关键阶段：深圳的亿航 EH216-S 拿下全球首个载人 eVTOL“三证齐全”；上海的峰飞V2000CG交付我国首架吨级以上“三证齐全”eVTOL等等。制造能力更是全国各地齐头并进，东西南北制造基地四处开花——如2024年亿航交付216架 EH216-S，目标2025年实现总体年产能1000架，三个生产基地建设意向陆续落地。
基础设施方面，我国也已形成“试点先行、全国铺开”的格局。部分城市率先跑出了可观的规模：深圳到2024年底已经建成483个起降点，开通250条低空航线，年飞行77.6万架次；5G和5G-A基站超10万个。融资层面，2025 年上半年，国内低空经济eVTOL整机领域公开披露融资事件共计15起；小鹏汇天在7月完成2.5亿美元B轮融资，成为全球eVTOL领域今年最大一笔单项投资。
总体看，我国eVTOL几乎三四年走完欧美十年路的成绩，研发力量和政策扶持力度不容小觑。尤其是大湾区和长三角，率先跑出佳绩：机型受理数量多、生产基地春笋正冒、企业融资活跃。目前问题是，“商业闭环”和欧美一样——进展缓慢，迟迟未成型。怎么突破？
一方面，市场需求真实存在。跨江越河、通勤短途、旅游观光，甚至货运物流，都有潜在刚需。资本和产业界也普遍看好，国家层面也不断加码基础设施与试点项目。但另一方面，商业落不了地，所有成绩就只能停留在实验台和融资账面。相对融资和生产，各地的市场化进展都很缓慢，无论说协作还是竞争都为时尚早。
以顺丰集团旗下丰翼科技为例——其花了七年时间获得运营许可，当下“丰翼宝安低空智慧物流运营中心”日均也只处理2000多票快件。相比顺丰每天3000万票以上的全网业务量，这个数字九牛一毛。规模有限的不只是顺丰，美团的进展也不忍细看。美团无人机2024年累计完成配送约45万单，开通航线53条。而美团一天和一年的外卖单分别是9000万和176亿。
就算规模上去了，也说不好盈利。公开测算显示，顺丰无人机配送单票成本约1.14元，比传统方式略低，但未涵盖空域管制、极端天气、人工调度等隐性开销。一旦这些算进去，盈利前景依然模糊。这就导致了另一个问题。时间不等人。超级终端的诞生，既靠企业在市场中真刀真枪拼杀，又离不开产业补贴等若隐若现的“手”助力。是一场需要耐力和耐心的长期战役。但eVTOL飞得起来，却迟迟飞不成生意。亿航2024年交付了216架EH216-S，营收做到4.56亿元，但全年依然亏损2.3亿元。
一旦企业长期赚不到钱，商业模式滚不起来，就会反过来阻碍技术的迭代与成本的下降。成本下不来，就更难找到付费场景。产业再热闹也无法持续生长。所以，当下中国低空经济的最紧迫的问题，不是钱，而是找到那个真正跑得通的场景，完成从“技术验证”到“市场兑现”的跃迁和循环。在产业早期更主动地、战略性地创造出“准商业场景”。
一个完整的生态要跑通：前端要有应用场景拉动，中端制造能力跟进，后端基础设施托举、金融制度兜底。我国新能源汽车是一个完美案例。其最初的场景破冰是通过B端先落地。2009年，深圳率先把电动化用在公交车上。比亚迪K9电动大巴一次能跑250公里，整车公司、公交公司和政府补贴一起上，200辆大巴跑进了日常线路。几年下来，深圳公交年运营里程超过3.6亿公里，比油车每公里节省1.38元，一年能省出近5亿元。这让“电车能不能用”的疑问，变成了“电车能帮我省多少钱”。
随后，出租车和网约车成了第二波高频场景。2016年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》要求新增车辆以新能源为主，这对车企是明确信号。比亚迪、北汽新能源、吉利几乎第一时间扑了进去：比亚迪e6在深圳、杭州、北京的车队批量投入，满足司机日均三四百公里的高强度运营；吉利则干脆自建平台，2015年成立“曹操出行”，主打“新能源车示范运营车队”，用帝豪EV做主力车型。对车企来说，网约车不是边角市场，而是跑量和示范效应的舞台：高频运营提高曝光、司机逼着车企迭代续航与耐用性、乘客第一次接触电动车也在网约车里，品牌认知就此建立。这些应用场景还反向带动了制造产能扩张、充换电基建铺开、金融和政策支持跟进，拼出一个完整闭环。
那么，eVTOL能不能抄作业？把产品放进一个量大管饱的B端场景里？B端入手是正确的，但eVTOL抄新能源汽车的作业是远远不够的。低空出行的成本和应用频次决定了它必须找到新的价值。去探索全新的应用场景。
一片天空，四种打法
目前看，虽然我国低空经济商业进展缓慢，但中国幅员辽阔，不同地区已经构筑起不同的B端商业循环体系。同一片天空下，已经出现了四种打法。川渝地区把物流与应急放在最前线，无人机跨江送血浆，吨级运输机直上云端；大湾区把城市当作实验场，5G信号撑起楼宇之间的空中配送网络；长三角，继续押注产业链重点环节。复合材料和发动机厂房里，工艺与标准正从大飞机移植到新机型；京津冀，先行验证着全国最复杂的低空秩序。看似“各自为政”，其实是各地地理条件、产业禀赋下的自然选择。从更高站位看，这种“各地分散探索、试错”的模式，恰恰是中国突破产业落地困境的最大优势——我们有条件进行多种商业模式的“平行实验”。
低空经济本身特别依赖场景和资源。它得先看本地有什么。川渝因山地灾害要先保应急；大湾区因消费活力要先解频次；长三角因产业沉淀可先走标准；京津冀因战略位置要先守空域。四地分头落子，在同一片天空里形成了围城之势。未来彼此呼应，渐成大局。
川渝：物流先行，应急优先。政策是定调，在四川省的《促进低空经济发展指导意见》中，“培育壮大低空飞行应用市场”的前三条点明：一是通航短途运输；二是无人机物流配送；三是低空公共服务，重点聚焦应急救援、森林防火等领域。消费类应用如文旅娱乐，直到第四条才出现。重庆的《低空经济发展行动方案（2024—2027年）》同样强调了“政务+应急优先”，在“场景应用”清单里，应急救援、森林防火、城市消防、城市管理、医疗救护列在前列。
国家层面也呼应了这一取向。交通运输部和民航局在重庆永川设立的先行试验区，明确任务就是低空物流的常态化验证；自贡则作为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的“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”中的“支线物流运行试验区”，重点探索中大型无人机在物流与应急中的运营模式。如果说“六区试点”是地理维度的功能分工，那么在企业层面，川渝的产业链也逐渐清晰：从整机、零部件、动力能源到运营服务，形成了一个以物流与应急为核心的闭环体系。
这种布局有几层深意：地理必然：川渝地处二三阶梯交接，山地与高原衔接，江河切割其间。森林火灾、地质灾害、山区医疗等刚需任务，天然逼出“重载、长航时”的低空能力；制度兑现：“县县通/乡乡通、跨省联盟、统报统批”等条款，把试验场景固化为运营规范，使跨省物流、应急救援能够常态化运行。最终落脚点是造福人民。成都的救护车把病人送到急诊室时，几分钟前，一架无人机也把急需的血浆投递到院区楼顶；长江上模拟的货船与客船在江面相撞时，飞行器在空中抛下救生绳索；自贡凤鸣机场那架两吨级运输机直上升空，带着整个西南山区在地震、洪水来临时的物资保障预案。
大湾区：5G-A撑起低空城市网络。关键词是“5G-A”。深圳是全国最早商用5G-A的城市之一。毫秒级的低时延、超高并发的大带宽、通信与感知一体化的特性，让它能够同时调度成百上千架无人机在楼宇间穿梭，而不会掉线或失控。这张数字底座已是城市的一部分。这个底座并非凭空出现。深圳本身就是通信产业链最密集的腹地：华为、中兴主导标准与系统；鹏鼎控股、深南电路撑起高端PCB；信维通信、硕贝德把天线和射频做到毫米级；光迅科技、中际旭创把光模块塞进基站。上游零部件环环相扣，下游又有大疆、美团、顺丰这些场景需求持续加压，让5G-A从试验室成为城市基因里的一环。
这直接推动决定了大湾区低空经济的特征：消费化、轻量化、高频化。低时延：适合数量庞大、航程短的即时配送任务；大带宽：能支撑成群无人机同时上传航迹、监控视频，跑外卖、送快递；通感一体：在密集城区里铺开一张“低空雷达网”，保障小型无人机安全运行。相比之下，重载长航时无人机的瓶颈在发动机和电池，而不是通信调度。因此，在川渝要解决的是动力与能源，而在深圳，先做的是把无人机连起来，让它们在城市空域里成为可控的日常流量。
这一逻辑已经落实在深圳的城市建设里。到2024年6月，深圳已建成249个起降点、207条航线，多区低空测试场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；宝安区就有132条无人机航线，南山区有32个起降点覆盖社区配送、医疗运输和载客试点。未来目标更大。到2026年，全市要建成1200+起降点、1000+商业航线，主攻载人飞行、物流运输、社区配送及城市治理服务四大领域。同时，深圳已铺设8万个5G基站，叠加 5G-A通感基站和北斗定位站，实现120米以下空域的连续覆盖。在这样的底座之上，企业生态自然指向消费化与轻量化。这一布局还叠加了大湾区独有的区位经济学。深圳—东莞—广州—珠海之间，本身就存在极高频的跨城商务与消费通勤需求。仲量联行的区域分析报告指出，大湾区的制造业与消费活力叠加，天然生成了“短途UAM/轻量物流”先行的市场。
长三角：标准与产业链复用。无论是川渝的物流应急，还是大湾区率先落地的消费配送，还绕不开同一个问题：在中国，eVTOL 想要真正进入市场，需要完成一个“四证”闭环。型号合格证（TC）：验证设计是否符合适航标准；生产许可证（PC）：确认生产过程受控，能稳定输出合格产品；适航证（AC）：发放给具体交付的单机，确认其满足安全运行要求。运营合格证（OC）：确认运营人具备持续安全飞行的能力，是飞机真正进入商业场景的最后一道门槛。这四证合在一起，构成了从设计准入→批量生产→商业运营的完整路径，是“能飞起来”到“能上市场”的必经门槛。
四证的标准，并不是凭空新造一套，而是在通航机规章的母体上进行“借用+特殊条件补充”。AAC（中国民用航空局）对EH216-S的取证沿用CCAR-27（《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》）框架，并叠加专用条件。对美团、顺丰的运营合格证取证采用CCAR92部，此为针对性规章。根据Roland Berger、McKinsey等分析报告，复用比例上，结构、材料、工艺、安全冗余的条款可高度复用；能源、电气系统则是部分复用+新条款；而自动驾驶、飞控逻辑、软件安全性（如 DO-178C航空软件国际安全性标准）则是新增重点。
那么大飞机供应商密集的长三角就有天然优势。大飞机供应商早已在上述环节接受过审查，具备成熟的质量体系、工艺文件、检测流程，意味着不必从零起步。更重要的是，大飞机厂商沉淀下来的跨平台材料与工艺标准（复合材料件、铝合金、线缆、航电测试等），本身就是机型无关的，只要满足CS-23 / CCAR-27类规范，就能直接用于 eVTOL。比如浙江的抟原复材原本是做C919和C929的热塑角件，2024年和广汽GOVE飞行汽车合作，提供自研预浸料，目前已按期完成2架份交付。这类企业对eVTOL按标准生产来说是天然加分项。
除此之外，长三角还有完备的试飞与验证条件。上海临港、苏州直航中心相继启用，既能承接市域eVTOL接驳试飞，也能模拟跨城短途通勤。平原与水网地形风险可控，既贴合城市密集空域，又能快速验证不同航程和机型，是国内最接近“国际都市空域”的实验场。其次，这里积累了最成熟的标准监管资源。早在国产新支线飞机ARJ21项目里，中国民航局就在上海试点“一机一审”的灵活监管模式，以局方代表逐架审批的方式替代生产许可，既保证质量，又积累经验。2017年，ARJ21拿到生产许可证，转入批量生产；C919又在此基础上制定了28项专用条件、67份符合性方法纪要，直逼欧洲适航认证。“标准化”环节，长三角凭借前期的经验和密集的产业集群值得期待。
京津冀：空域安全与政务应急。京津冀的特点，是国家级战略位置，让它承担着空域安全与政务应急的优先责任。中国的低空空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科研试验之外一片空白。2017年成都双流机场因黑飞无人机一度大面积延误，让“空域管理”第一次成为全民热词。改革很快逐步推进：2014年6月国内首条低空航线“珠海—阳江—罗定”正式开通，用于通航训练和短途运输，被形容为“让天空也分出了高速路和省道”；2017年民航局上线“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”，两年内注册量突破40万架。进入“十四五”，空域管理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系统工程。
低空空域交通既不同于地面交通的“二维平面”，也不同于传统民航航线。它的特点是运载工具差距大、标准不一，能源也以电动为主。这种复杂性意味着，空域需要依靠数字化、精细化的空管系统来保障安全运行。没有一张动态可视化、全程可追溯的数字化管理网络，低空交通无法真正走向常态化。全国范围内，没有谁比京津冀更有条件在这条路上先行探索。它承担着空域安全与政务应急的优先责任。
早在2015年11月，北京市北空司令部航管处就发布了《关于重申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计划申请的函》，明确了单位和个人使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申报流程。这一规定至今仍然适用。根据文件及后续实践，北京的审批流程分工明确。材料环节：飞行计划申请、飞手资质、空域申请书、任务合同、产权许可等七类材料，覆盖安全、资质、产权等全链条；审批链路：在机场附近飞行需报民航华北局→公安备案，在其他区域则需报中部战区空军→公安备案→派出所笔录；空域批复：统一由北空航管中心下发，整个过程军方、民航、公安三方并行，确保可追溯、可问责。
相比之下，上海目前主要依靠商业飞场开放空域和禁飞区公告来管理（如外滩、迪士尼），缺乏类似北京的高度流程化、制度化规范。广东省的无人机申报具体的要求和流程也尚不明晰，禁飞区的具体位置、范围及相应地理坐标不太清晰。从整个空管系统所需要的技术底座来看，京津冀也有最大底气。这里既是国家级战略要地，也是科研与监管资源最密集的区域，从制度规范到技术底座，都天然具备先行探索的条件。
现代空管系统主要包括空中交通管理系统、通信系统、导航系统、监视系统等。当前全国18所开设航空航天专业的大学里北京占了4所，2025年首批开设“低空技术与工程”专业的六所高校里北京的高校就有三所。首个低空经济规划与应用研究院也落地天津大学。雄安静电探测等新技术，能直接反向接管黑飞无人机。今年三月，中国通号与雄安签订合约，搭建监视防护系统。宝坻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考试，目前已经有8.5万人考试取证。
我们家最后买学区房，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。按当时的政策，“择校生”入学前必须签一份《择校入学自愿放弃“分配生”资格承诺书》，不得享受优质高中分配到初中的优惠升学指标。对于政策里那些绕来绕去的话，我没太多耐心去逐字研读，但那条“分配生可以在第一志愿报考该示范高中时以指令线降30分优录”，就足以让我决定放弃“择校”了。
不过买学区房对我们来说也很麻烦，当时我们市的楼市有“限购”政策，我和丈夫都没有购房资格了。房屋中介给我指点了两个方案：一是办“假离婚”，二是“买公房”。在我心里，“假离婚”意味着对婚姻严肃性和神圣性的消解，哪怕在当时非常普遍，但我还是不太能接受。所以，我们就只有“买公房”这一个选择。中介信誓旦旦，直到今天，我依然能清晰记得那时她脸上的坦然：“公房绝对是可以（让孩子）入学的啊，住公房的孩子凭什么就没有学习的资格呢？”现在回头想想，她这句话不过就是一种话术——优质教育资源就是稀缺品，就算是买了商品房，孩子的入学资格不也是根据房价的贵贱分出个三六九等吗？
2014年8月，我们买下了一套可以作为学区房的公房，有点讽刺的是，在我买下那间公房1个多月后，本市就解除了住房限购政策。买下那间公房的两年后，睿睿从幼儿园毕业，成功地靠“对口”进入了我们的目标小学——Y小。从小到大，我在“临门一脚”的时候运气总是差一点，这次孩子入学却这么顺畅丝滑，甚至让我有些受宠若惊。不过，当后来这套学区房给我们带来种种无奈时，我就知道自己果然还是那个差一口运气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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睿睿进入小学后，我们并没有如之前设想的那样立刻卖掉那套公房——原本是可以的，消息甫一放出，买家们便蜂拥而至。但素来求稳的性格，拦住了我和丈夫卖房的打算。
孩子上幼儿园的那两年，我深入研习了各种本地的教育政策。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城区，公办初中有三种入学模式：一种是“学籍对口”，即根据孩子就读的小学升学去“对口”初中；一种是“户籍对口”；还有一种是学籍和户籍“双对口”。Y小所在的区当时施行的是学籍“对口”。但，“6年时间那么长，万一等到睿睿小学毕业时，变成要求‘户籍对口’或者‘双对口’呢？”
我们之前的人生里，都或多或少经历过政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，丈夫认为我并非杞人忧天。我们区是本市的教育“大区”，外区的孩子都削尖了脑袋想转进来，而Y小“对口”的Q中，在本地公办初中里属于第一梯队，“学位”炙手可热，一旦“供求失衡”，想必教育局定会生出什么新政策来调节，到了那时，再说什么“当年的承诺如何如何”，就显得可笑又多余了。
我和丈夫迅速达成一致：“再等等，等到睿睿小升初，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再来处理这套房子。”
果然，到了睿睿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Y小“对口”的初中由Q中变成了R中。这进一步印证了我的担忧，对未来更加生出了不确定感，坚定了“孩子初中入学之后再卖房”的打算。
不过，这个消息在家长群体中几乎没有激起一点涟漪，只偶尔在等孩子放学时有人随口云淡风轻地提两句。相熟的小贺妈妈遮遮掩掩给我讲了个中原因：在Y小附近还有一所C小，两所小学不论是地址位置、学校“层级”还是生源素质，不相伯仲，被戏称为“双生花”。唯一的细微差别在于，C小是远近闻名的“富贵校”，而Y小的家长更多是公职人员——我当初买房时也听说过C小，传言中这所学校的家长非富即贵，放学时马路边就像开豪车展览，连孩子课后的兴趣班都是马术这种项目，而Y小的校风相对朴素，也会让孩子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上面——这次换“对口”初中，江湖传言说是C小里几位“很有能量”的家长看中了Q中，几番操作，就换了一番天地。
我惊得微微张开嘴：“这么厉害的吗？”
小贺妈妈浅笑：“传说而已，谁知道是真是假呢？只是大家都这么说，你就把它当八卦听，当故事听。当然，也可能就只是区内教育资源的正常调配而已。”
“那我们的‘对口’初中就这么变成了R中？”
小贺妈妈瞥我一眼：“C小家长厉害，我们Y小的家长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啊。”
按她所说，R中和Q中同属第一梯队，师资和升学率这些重要因素也都不相上下。我顺着她的逻辑说下去：“这幸好是我们小学的家长们也都厉害，‘对口’初中要是变作一所‘菜中’，那可就要命了。”
小贺妈妈笑了：“不可能的，能‘择校’进Y小的家长，是不可能让自己的孩子去‘菜中’的。”
我沉默了。睿睿班上大部分家长和孩子都很低调，但从日常的蛛丝马迹中不难看到他们家境的殷实。我意识到，在那些藏龙卧虎的家长身边，像自己这样靠着一间小破学区房抢到入场门票的家庭，肯定是排在鄙视链尾部的。
当然，Y小的家长们对更换“对口”初中这件事如此平静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：本市的初中分为公办初中、民办初中以及“公参民”（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）初中三大阵营。后面二者在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发展之后，牢牢盘踞在教育产业链的顶端，公办初中日益式微，并没有太多存在感。“小升初”时，家长和孩子们的期待大多是通过一场场“掐尖儿”的校考，去到心仪的民办初中或“公参民”初中。再好的“对口”的公办初中，也只是兜底。
形成这种局面的逻辑也很简单——民办和“公参民”倚仗资本，高薪高待遇挖走最优秀的老师，再用奖学金和优异的师资吸走最好的学生。在师资和生源的双重加持之下，它们的升学率和口碑节节攀升，就又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投资，进入良性循环，发展势如破竹。在本市每年的“中考喜报”上，这些学校大多交出了80%到95%的“普高率”和50%以上的“示范率”，这意味着孩子进入这些学校后，上普通高中根本不叫个事儿，冲击本市的“四大重点（高中）”或者“九大名高”才是首选。
不过民办和“公参民”之间也有着些许不同，首当其冲的就是费用。民办初中价格不菲，即使不看那几所最顶尖的天价学校，常规学费也在近10万一年，再加上住宿、用餐以及各项杂费，“3年50万”是往届家长们掰着指头算出的一个较为平均的数目。与之相比，“公参民”就显得亲民许多，大部分的学费在每学期2万左右，也不需要住读，孩子3年初中读下来，在校内的费用可以控制在15万之内。而且，“公参民”背后大多还都是一所优质的“公”参与其中，家长们虽然不太瞧得上“公”的教学成果，但却大多笃定相信，“那些有编制的公办老师和管理层，还是会更专业和正规一些”。
在我们区，R中名下的“公参民”G中，Q中名下的“公参民”H中，几乎是所有学生和家长的向往之校。从孩子们迈入小学的那一刻起，老师和家长们就在他们耳边喋喋不休：“好好学习，争取能考上G中/H中。”所以，即便R中已经属于公办初中里的第一梯队，但在我们心中，也只不过是“实在不行就去读”的存在。
3
我们始料未及的变化，出现在2021年夏天，睿睿五年级那年——“双减”来了。
一开始，家长们都不过将它当成谈资。毕竟，全国各地在经年累月中已经发出过数不清多少次给学生“减负”的通告了，没有哪一次会带来什么改变。学校和手眼通天的培训机构，都自有办法将其消解。我们依旧在调侃，浑然不觉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已被轻轻推倒。
与轰轰烈烈的“双减”一起到来的，是市教育局的一纸公告，宣称将要对义务教育阶段的“公参民”学校进行清理和规范。最初的那一版公告并不算长——我市目前一共有12所“公参民”初中，将在两年内逐步完成整改，方向只有两条：要么转为公办，要么彻底退出“义务段”办学。这则短短的公告掀起了轩然大波，小道消息在草木皆兵的家长们中间疯狂地传来传去：“从今以后，‘公参民’将要退出历史舞台了！”
口子是一点点收紧的。慢慢地，政策对应的各个细则，一点点清晰起来：首先，从“公参民”改成公办，意味着资本全线撤出，与之对应的首要问题，就是“公参民”里那些优秀教师们会怎么选择——学校转为公办，如果不给他们稳定的编制，又没了之前的高额收入，他们自然会另觅高枝；其次，过往“公参民”初中大多会针对应届的小学毕业生们举办“冬令营”、“游园会”之类的择优考试，如今“利用校考来筛选生源并优录”被政策列为禁区，细则则将“公参民”的入学模式改为“全民摇号”——这个夏天也因此被唤作“史上最严摇号年”，据说中央派了巡视组常驻在本地，一直到学生入学等一系列事宜彻底落定之后才离开，没有给家长们留下一丝可以“活动”的空间。
政策的变化，给我们五年级学生家长带来还只能算是迷茫，但对应届毕业生的家长们而言，则是“灾难性的打击”。“冬令营”、“游园会”在半年前寒假时就已经办完了，从1月到5月，许多家长和孩子们紧绷神经，焦灼地走完“等通知、选拔、签约”的漫长流程，好不容易“熬出头了”，一纸“全民摇号”又将这一切——考试、电话、承诺——全都瞬间抹去，好似风吹过的湖面，找不到丝毫痕迹。
那些被取消了优录承诺的孩子们，如果未能通过摇号进入之前计划去的“公参民”学校，就只能去“对口”的公办初中。但公办初中在经年累月的竞争和打压之下，成绩单着实不够漂亮，即使是R中历年的中考数据，普高率也只有60%多——但即便如此，依然还是高出本市40%多的普高率一大截。
对于新政策，最开心的莫过于“对口”公办初中一般、成绩也一般的孩子们了，对于他们来说，随手报名参加摇号，最坏的结果不过是摇不中，却不会有什么损失，原本水中月镜中花的“梦校”，如今也有机会放手一搏，“撞撞大运啦”；最难过的是那些“对口”初中不好、但成绩优异的学生，原本凭着努力，升“名初”手拿把攥，现在却凭空多了各种不确定性；而最举棋不定的，则是Y小和C小这类小学中的学霸们——政策一出，R中、Q中这些头部公办初中的腰板仿佛挺直了不少，这些顶尖的学生们原本不会对这两所高不成低不就的“对口”初中多看一眼的，但“名初”如今也不能保证一定能摇到，学生和家长们都明显犹豫了起来。
按政策，学生可以先参加“公参民”的摇号，没摇中的话再回到“对口”的R中或Q中报到。这本算是一个“怎么样都不会差”的结果，但支棱起来的R中和Q中却雷厉风行，先来到Y小召开了家长会，请来年级排名前30名的孩子家长，劝他们放弃摇号，直接报名“对口”初中，为表诚意，还拿出了签“火（箭）班”的协议。
家长们面面相觑，不约而同地为难起来。放在往年，大家的目标都是那些鲜亮的“名初”，即便是“对口”公办的“火班”，也是入不了法眼。可天地已经换了日月，“对口”公办初中的招生老师，笑盈盈地向家长们宣读了对政策的解读和推进：“你们知道，我们这些头部公办初中，‘学位’历年来也是很紧俏的。你们要是参加了别的学校的摇号，没有摇中的话，到时有可能也进不了我们学校了。毕竟新政策刚刚出台，我们都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和你们家长一样没有经验 ，谁也不能保证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外。”
宣讲人很有经验，节奏把握得刚刚好，在停顿了能让家长们微微开始思索却又没能完全消化的时长后，又开了口：“若是掉档到参加‘全区统筹调度’，孩子们很有可能就被划入那些普通初中了——你们知道，这群优秀的孩子若是被调配到那些生源都招不满的学校，这样的结果对我们任何一方都不好，对不对？”
这番话精准地击中了家长们的软肋，台下骚动起来——十一二岁的孩子是缺乏自控性的，家长们不敢想象若是自己的孩子落在那些“渣校”3年，会变成什么样子：“听说那些‘统筹’初中，普高率才只20%，师资也不行，孩子要是去到那里，更怕的还是被不学习的孩子们带坏。”
“另外，有一点我可以确定的是，（孩子）参加摇号不中之后，即使最终能进到我们学校，但现在约定的‘火班’承诺也会收回了。‘火班’的名额是有限的，要留给最认可我们的学生。”说完这句话，招生老师便斩钉截铁地结束了宣讲会，留下一群茫然无措的家长们在会议室中左顾右盼。
听完了应届毕业生家长们的转述，我们才真正面对现实：往年，努力的途径清清楚楚坦坦荡荡——靠比赛，拿名次，凭着成绩去目标“名校”。然而，从现在起，孩子能读一所什么样的初中，似乎就只能“凭运气了”。
4
暑气渐渐消散，秋天到来的时候，睿睿升上六年级。这也意味着，再过4个月，孩子就要迎来小学生涯最重要的一场决定性考试——元月调考了。
“元调”其实就是六年级上学期的期末考试，但特殊之处在于，它也是本市小学生在整个小学阶段唯一一次能得到官方认可的、最完整最全面的一场选拔。考试的结果不会让学生和家长知道，老师也不能得到具体分数和排名，但这场考试的成绩，就是给各初中提供选择的依据。
现在的孩子们在小学前5年，除了偶尔参加课外机构每年一两次的综测，大多时候并不需要直面残酷的“排名”和“分数”。班上也有不少性格要强、极具自驱力的孩子，但更多的孩子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，都和我们家睿睿一样，对各项考试嘻嘻哈哈、并不在意。若是孩子回家后不主动提及，他们日常的小测试我们家长都不知道，而期中期末的成绩，学校和老师们也是讳莫如深，最好的情况，不过是班主任私下给家长一对一透露一下孩子的分数和班级排名。
表面上被弱化的“排名”和“分数”，却仍在现实里决定着孩子们的命运——“元调”结束后，所有考生的分数和排名都会被送去教育局和区内各所初中，每个区大概1万名的考生中，前300名的孩子能排上各所初中的“白名单”，成为争相抢夺的目标，而前100名的，更是各所学校打破头也要争夺的香饽饽。
如今各个“名初”的“掐尖考”被明令禁止，“优录”的渠道锐减，在这样的敏感时期里，“元调”作为仅存的一场选拔赛，含金量迅速提升，几乎成了“小升初”的唯一凭证。我们家长如临大敌，准备背水一战——若是孩子不幸没有成为其中的佼佼者，那么，漫漫的“小升初”之路就会对我们露出残酷而狰狞的面容了。
睿睿的成绩在班上十来名的样子，离区前300肯定有不小的差距，但也能在Y小排在年级50名左右，似乎也不算太过糟糕。这样不上不下的位置让我常常纠结，既不能像真正的学霸家长那样气定神闲，又无法轻易放弃对孩子的期待：“万一呢？万一努一把力，成绩就能上去了呢？”
但事实证明，孩子一路求学的这些年，就是对我不切实际的幻想反复捶打的过程。待到“元调”的反馈出炉，我终于自嘲地笑出声——家长能拿到的不是分数，只有“等级”，我家睿睿只得了“2A1B”。按照往届家长的经验，一旦孩子成绩等级中出现了“B”，基本可以确定与“优录”无缘了。
据说，“3A”是“优录”的基本线，但一个孩子即使拿到了“3A”，也未必就有机会被“优录”，因为考核标准是“排名”，“3A”后面的成绩，可能也只有270分，甚至会比某些“2A1B”的总分还要低——只看这个猜谜一样的“等级”，完全无法确认孩子的排名与学情，这也是让家长们无限焦虑迷茫的原因之一。今年的内卷似乎比往年还要更胜一筹，在家长们口口相传中，如今许多290+也未必能够到“优录”的标准。
放弃了孩子能被“优录”的幻想后，我反而轻松起来。既然打定主意去“对口”的R中，我便不再像“3A”孩子的家长们那样焦灼地等待“优录”的通知电话了。
我那时还没有意识到，那几个月的松弛感，是我在未来3年里再也无法体验到的了。
5月开始，睿睿班上有同学家长陆续接到“优录”电话，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，发出邀请的学校并不是“公参民”的G中和H中，而是R中和Q中。
天天妈妈和我关系不错，她去参加完孩子的“优录”面谈回来后，向我透露：其实从去年新政策实行之后，各个学校都有所调整，那些“公参民”初中里的好老师，今年绝大多数会被派回“本部”（公办初中），只留下大概20%的优秀老师在“分部”（“公参民”初中），足够支撑起一到两个“火班”即可。
她说，和去年招生老师的略带傲慢不同，今年面谈的招生负责人说话很是诚恳：“我们不会再限制你们（孩子）去参加G中和H中的摇号，而且我们也承诺，哪怕你们（孩子）没有摇中，回到我们学校后依然可以给到你们（孩子）之前承诺的班型。唯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，如今的教育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未来在区内能够数一数二的，一定是R中和Q中这样获得教育局全力资源倾斜的公办初中。”
我从其他处打听到的消息，也印证了这个招生主任的话——“公参民”的G中和H中，新一届七年级学生的成绩单早已在民间广为流传，“全民摇号”之后，这两所失去了“掐尖儿”优势的初中，学生期中期末的平均分数黯淡了许多，对比“本部”R中和Q中，不再有一骑绝尘的优势。
天天妈妈在最后告诉我，今年这些被“优录”的孩子，大多最终选择了R中：“或许真的像招生主任说的，上一届还没有进行关于师资的大变动，仅仅只是生源稍稍变化，‘公参民’的优势就小了很多，要是今年再把好老师都调回‘本部’，那公办初中大概真的要崛起了，毕竟，学校名头不重要，能给到我们号称‘全区最优等’的师资配置，还有好孩子们聚成的班级氛围，才是关键。”
她叮嘱我：“你也别折腾摇号了，就直接‘对口’去R中，最简单。只是你要想想办法——如果决定去R中，睿睿大概进不了‘火班’的，你找找机会让他去个‘次火（班）’，毕竟R中就算崛起了，也不可能筛选生源，全校那么多孩子，难免良莠不齐，要是能去到‘次火’，风气会好一些。”
作者：傲世皇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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