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甘肃武威到上海复旦，从社会工作到文艺学，从临终关怀志愿者到《巴黎评论》责任编辑，骆玉龙的每一步都像在“偏离轨道”——却又在偏离中，找到了与自己、与世界相处的独特方式。

骆玉龙的人生，始于一连串“偶然”：高考后因复旦招生组的偶然到访，误打误撞进入社会工作专业；大二因参与临终关怀项目崩溃退出，却在“叙事疗法”的研究中，触摸到“用故事解释自我”的可能；最终因对虚构写作的模糊兴趣，转向文艺学，从此与文学编辑的身份绑定。

“社会工作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对‘人’的观察；文艺学则给了我一把梯子，让我得以在虚构世界里，继续追问‘人为何成为自己’。”他说。

成为99读书人编辑后，骆玉龙的定位始终是“边缘人”——不追逐主流认可，只做“能触动自己的书”，想象它们能“对其他有类似体验的人有一点点冲击”。

他坦言：“我对自己的品位没有绝对自信，也不指望书能‘大爆’。就像日本导演原一男说的，‘憎恶主流，活在边缘’，我对主流世界的影响，可能只是一粒微小的石子。”

这种“边缘性”体现在他的日常：上午10点到12点是“黄金看稿时间”，下午处理合同、对接译者等事务性工作；下班后先陪三只猫（其中一只患猫鼻支需每日护理），再看韩综《母胎单身恋爱大作战》；周末拒绝写网络小说（“我做不到”），却会为一本绝版的《撒丁岛》遗憾——“研究牛仔裤褶皱的人类学意义，荒谬又真实，像极了我们的工作。”

骆玉龙的阅读启蒙，始于小学四五年级的新华书店读者俱乐部——那里有翻烂的样书、新近出版的外国文学，他如饥似渴地读《基督山伯爵》，在作文里写麦格雷探长，和虚构人物“对话”。

“那时觉得，自己不只活在现实里，更和书中的人一起生活。他们的存在感很强，能回应我的孤独。”这种“与虚构共生”的快乐，成为他日后选择文学编辑的底层动力。

骆玉龙自认“擅长道歉”，却逐渐意识到“道歉有成本”——随口的“对不起”可能沦为敷衍，真正的解决需要行动。

而在公共事件中，他却“不可预测”：若无人发声，他必站出；若有人先行，他便沉默。“我在乎的不是事件本身，而是那个人。如果这个人值得，即使他做过‘道德有亏’的事，我也能谅解。”

这种“关系性立场”，让他在保持柔软的同时，保留着棱角——不迎合主流，却对同类真诚；不追求成功，却对“触动”执着。

从社会工作到文艺学，从临终关怀到文学编辑，骆玉龙始终在“边缘”游走。但他的“边缘”，不是疏离，而是更深刻的连接——与虚构人物连接，与同类灵魂连接，与真实的自己连接。

正如他所说：“对主流有一点点冲击就好。”这种“微光”，或许正是这个时代最珍贵的——在不确定的世界里，守住自己的节奏，用微小的坚持，为他人点亮一盏灯。